陈艳,**社会科学院
2021一拉开帷幕,网易就推出了一款配有优质终端设备的写实三维奇幻世界手游《天谕》。其中,游戏《种族圣汐》创造了一种独特的“精灵语言”,引发了一群好奇的玩家对其进行破译。**省省眼尖的网友发现,“精灵语”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种音标!我忍不住笑了:“我从小就不知道我会说精灵语!”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个精灵!”
这套**省省已废止但仍在使用的音标,是日本战败后由魏等语言学家带到**省省的。为了使**省省籍同胞在光复后的短时间内能“说普通话、掌握汉语、了解**历史”(陈),陈毅聘请魏为**省省籍普通话委员会主席,负责语言光复运动。魏于1946年1月抵达台北后,立即着手筹建**省委员会。**省省《**语言文字运动纲要》第五条强调“用音标沟通各民族意志,渗透中华文化”。接下来,魏编《国音标准汇编》,创办《国语周刊》,成立“国语示范所”,回北平招募“国语人”组织《国语日报》。1948年10月魏回到北大后,国语运动基本上延续了他的政策,音标在**省省扎下了根。
说起**的音标历史,始于清朝末年的1892年。音韵学家发现汉字很难书写、记忆和学习。从那一年开始,掀起了一场汉语拼音教育革命,史称“注音切字运动”。福建有鲁、蔡希雍,广东有王,直隶有王昭,浙江有劳乃宣,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民国成立后,教育部针对音标不同、方言各异的现状,成立了“语音统一协会”。除了招募音韵学家为成员外,每个省还有2名代表,蒙古1名,**1名,海外华人1名,80多名新人一起讨论。直到1918年,钱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重新发起了关于废除汉语的讨论。在新文化运动的强劲势头下,1998年11月,教育部公布了经过多年讨论最终形成的39个拼音字母。第二年,音标增加到四十个。钱、魏等汉字改革家对国粹保存派展开了猛烈的抨击,并在逐步展开了注音运动1930年4月,*******执行委员会第88次常务会议决定将注音字母的名称改为拼音字母。放弃“字”的地位,改名为“符号”,被认为是**拼音文字运动史上革命失败和政治妥协的产物,因为这个符号是“介于拼音文字和汉字改良之间的新而不旧的东西,成为汉字的附庸”(倪海曙:《**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》,时代书报出版社,1948年,第89页),其中作出了让步。
03010,倪海曙
在**现代运动史上,如果说钱是一位专家,那么魏则称自己为追随这位专家的“马前卒”。在钱创办的《**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》上,魏发表了许多主张废除汉字的文章。他说,“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出版物都是汉字。”甚至废除汉字的意义也直接关系到民族解放。我讨厌魏老派的“痴迷骨”,指责他们本质有毒,想吃掉**有前途的年轻人。他**大家做一个太阳行者,全力保护现代普通话的“主人”,以拯救所有下层世界的可怜众生。
1927年,在**大学和沈的推荐下,魏赴朝鲜帝国大学法语系任教。作为朝鲜教授现代普通话的第一人,他改变了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旧方法,借助音标教授音韵学,清晰地讲解每个音标的读音,甚至使用了“开叫”a等专业性很强的汉语音韵名词
魏对音标最奇特的创作行为是在印章上刻音标,主张在《国语周刊》 (1931)第九期有《魏建功老师朝鲜授课事略》号通知,规定:“一、不付稿酬”;“第二,限定刻拼音名字。每人一块石头;烂石等材料不雕”;“三。标准普通话的注音;想注释方言的自己写,篆刻家也同意。”他还在《魏建功老师朝鲜授课事略》上发布了一个注音猜印章活动,猜对的人赠送一枚印章。第18期《国语周刊》(1932年1月16日)刊登了“请猜”活动中的以下印章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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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语周刊》还特意说明:
本刊为使人们知道注音符号不但是普及教育的利器,而且在艺术上亦有其相当价值起见,特把这五颗图章制版印出;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计,暂不译出汉字。请认识注音符号诸公猜上一猜。第一名猜对了的,由本刊赠给天行山鬼所刻注音符号图章一块;第二名以下,也将芳名在本刊宣布。……(注意:其中有一个带汉字的。)
到了第二十期(1932年1月30日),《国语周刊》揭晓答案:
(上左)周作人(带汉字)
(上中)新国文社
(上右)黎锦熙
(下左)白涤洲
(下右)疑古玄同
接下来,在宣传现代国语的阵地《国语周刊》上,魏建功所刻印章的注音符号猜谜活动持续进行,读者也异常踊跃,以致魏建功应接不暇。于是《国语周刊》第二十九期(1932年4月9日)再登启事:
竞猜注音符号印章,本刊已举行两次,蒙读者热心赞助,踊跃投函,本刊深觉荣幸。不过近来天行山鬼的顾客太多了,本刊不好意思再为奖品麻烦他,所以以后发表注音符号印章,不再举行竞猜。但仍将印文汉字在下一期发表,诸位有兴趣猜的,仍可自家随便猜猜。
话说前面提及的“周作人”那枚白文名章,就是周作人曾在他1929年7月1日的日记里记载的那枚“收建功所刻汉字及注音字母合璧印章”。右侧为“周作人”三个汉字,左侧乃“周作人”的注音字母“ㄓㄡㄗㄨㄛ ㄖㄣ”。周氏很是爱用,有时用它作藏书章。周运在考察周作人藏书聚散之经纬时,曾在他的《乘雁集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)一书后附有这枚印章。可惜周运以为那注音字母是汉字,误将印文标注为“周作人寺(持)道”。
《乘雁集》,周运著,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
魏1919至1925在**大学读书期间听过周作人的课,后留校任教,与周作人往还密切。据我统计,魏曾经为周作人刻印十二枚。所刻注音字母印,除了上面这枚,还有一枚:
1964年9月6日,周氏在致鲍耀明的信中,解释印谱中的一方印时,其中第三条说:
上格朱文注音字母“周”(ㄓㄡ)字,下格右为“作人”(ㄗ ㄨ ㄛ ㄖㄣ),左则“启明”(ㄑㄧ ㄇ一ㄣ)。(《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1960-1965》,351页)
虽然为鲍耀明作了如此详细的说明,周作人却没有提及所刻者为谁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,11月魏建功南下,周氏留平。1942年,有感于周氏事伪,魏建功撰《对周作人〈谢本师〉的果有其人》一文,宣布与周作人脱离师生关系。此后二人隔如参商。
周作人自狂飙突进的时代起,就关心语言学和国语的现代化问题,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此类议题仍常常出现在他的笔下。而魏建功的一生,则未曾间断过国语现代化事业。尽管注音符号完全消亡于我们的生活世界,透过改造文字和语言来改造观念,并且将国语的推行与现代**治理边界的讨论相链接,魏建功等语言学家付出的努力不应被忘记,因为国语的现代化还在路上。
责任编辑:郑诗亮
校对:刘威
更新时间:2022-10-23 14:45:58